施愛東

　　對大多數不識字的民眾來說，音樂和歌謠是最容易接受和傳唱的藝術形式。

　　全面抗戰爆發后，幾乎所有詩人都開始了抗戰詩歌的激情創作，詩歌數量呈現井噴局面。當時的文化界已形成一個共識：抗戰為新詩帶來了新生。不過，詩人們很快就發現，這些詩歌要么是口號體，要么是文人氣過重，并不利于民眾傳播。如《抗敵歌》：“吁嗟乎！抗敵殺賊賴后援，應挾群力固籬藩，佇看鐃歌齊奏凱，風物如故旭日暄。”這種精雕細琢的歌謠反而很難得到轉載和傳唱。

　　相比之下，顧頡剛主持的通俗讀物編刊社編印的《抗戰歌謠》《抗戰鼓詞》等小冊子，深受民眾喜愛，一印再印。顧頡剛是中國民俗學和民間文藝的主要倡導者，深知以群眾文藝發動群眾的簡單道理，通俗讀物編刊社往往采用“舊瓶裝新酒”的策略改良傳統文藝，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比如《老鄉見老鄉》：“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你扛老套銃，我拿盒子槍。打倒漢奸小日本，收回家鄉度時光。”這一特點很快也被其他詩人所注意到：抗戰歌謠的創作目的不是自吟自唱，而是如何發動群眾全民抗戰，只有樸素直白、朗朗上口的歌謠，才能得到最廣泛的傳播。

通俗讀物編刊社編印的《抗戰歌謠》 資料圖片

　　激發少年兒童的愛國熱情和抗戰決心，也是抗戰動員中的重要一環。抗戰通俗文藝界著名的“三老”（老舍、老向、老談）就特別注重童謠創作。老舍將北京童謠中哭著要媳婦的《小小子》改編為哭著要刀槍的《小小子》：“小小子，坐門樁，哭著喊著要刀槍。要刀槍干什么呀？練刀，抵抗！練槍，好放！明兒個早早起來打勝仗！”這首童謠配合兒童游戲，大江南北廣為流傳。老向改編的《抗日三字經》更是著名：“人之初，性忠堅；愛國家，出自然；國不保，家不安；衛國家，務當先……”全文沒有一個生僻字，借用岳家軍、戚家軍等民眾耳熟能詳的典故，號召民眾“雪國恥，收失地”。這本小冊子僅一年就在武漢、西安連印七版，發行數十萬冊，各地效仿的新抗戰三字經更是層出不窮。

　　童謠一般韻腳整齊，短小好記，稍長的童謠，多用頂真（聯珠）修辭，后句先重復前句末尾部分，環環相扣，中間就不容易遺漏，能確保歌謠的完整性。比如：“日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涼，坐炕上，炕上熱，坐火車，火車響，到安陽，安陽有個迫擊炮，打得鬼子嗷嗷叫。”又比如：“小日本，從東來，腳上穿的牛皮鞋（音‘孩’）；牛皮鞋，呱啦啦響，身上穿的黃大氅（音‘廠’）；黃大氅，綠道道，頭上戴的鋼帽帽；鋼帽帽，打不破，腳下騎的摩托車；摩托車，跑得快，一跑跑到東門外；東門外，有八路，八路八路真厲害，打了日軍幾布鞋，有的哭，有的嚎，有的嚇成稀屎癆；稀屎癆，看不好，埋了坑里算拉倒。”這首歌謠雖然長，但是連貫性強，一句套一句，不容易掉鏈子。八路軍不用槍不用炮，脫下布鞋打日軍，荒誕情節的背后，是一種輕蔑的詛咒。

1937年上海勤奮書局出版的《非常時期小學游戲教材》 資料圖片

　　兒童天性中就不容易接受悲劇敘事，因此無論童話還是童謠，總是表現出輕快的樂觀主義態度。哪怕是在最艱難、最黑暗的時期，童謠都會以樂觀的想象鼓舞士氣，迎接光明。在東北淪陷區，童謠就以擬人的樂觀態度表達對于抗聯的崇敬，對于敵人的藐視。比如《鬼子再也不哇啦》：“蛤蟆過夜叫呱呱，母雞下蛋咯咯嗒；鬼子說話哇啦啦，抗聯打槍咔叭叭；抗聯急眼一咔叭，鬼子再也不哇啦！”又如《點名》：“水機關，真不錯，噠噠噠噠會唱歌。我們問它唱什么？它說唱的勝利歌。見到鬼子就點名，一點就是幾百個。”

　　童謠配上簡單的肢體動作，或者有節律的音樂，傳播效果更是如虎添翼。太行山區最流行的一則童謠就有《比個八字給你瞧》：“要問哪個隊伍好，弟弟妹妹咧嘴笑，伸出兩個手指頭，比個八字給你瞧。”音樂旋律對于兒童記憶的效果尤為顯著，陶行知借用兒歌《兩只老虎》的節律，于1937年創作了《不投降歌》：“軍人救國不要命。不要命，不要命，只有斷頭將軍，沒有投降將軍。軍人救國不要命。不要命，不要命，只有斷頭兵丁，沒有投降兵丁。”這首歌直白淺顯，趣味性雖然不強，但是配上《兩只老虎》的兒歌節律，鏗鏘有力，在當時的中小學校廣為傳唱。

抗日根據地兒童為八路軍站崗放哨 資料圖片

　　多數抗日童謠都是愛國文人的精心創作。老舍就曾認真學習民間文學，為少年兒童和民間藝人寫作抗日童謠和鼓詞，以筆為槍，投身抗戰。抗日童謠的主要內容大致有三：一是表達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心；二是詛咒、蔑視和嘲笑日本軍隊和漢奸、偽軍；三是歌頌抗日英雄，禮贊抗日軍人，支持親人上前線、打勝仗，祝愿他們“打垮小日本，早早回家鄉”。

　　抗戰童謠通過書報雜志和廣播等媒體廣泛傳播。抗日戰爭激發出了無數原本默默無聞的愛國文人，他們“有槍拿槍，有筆拿筆”，紛紛投身抗日洪流，創作了數不清的抗日歌謠，那些在艱苦條件下粗糙印制的抗戰書刊，清晰地留下了他們的愛國印記。比如趙樹理就在自己主持的《人民報》副刊上，刊載了大量新鮮活潑的抗日民謠、快板、鼓詞、故事。

　　大量抗戰童謠走進中小學課堂。老向的《抗日三字經》就被引入學校課堂，用來教育兒童樹立抗戰決心。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陳鶴琴等人，不僅在學校教唱抗日歌謠，還身體力行，親自參與創作，鼓勵學生唱向全社會。這一時期，大后方還形成了頗有聲勢的“朗誦詩運動”“街頭詩運動”等。

　　抗戰童謠還借助軍隊和劇團被大量傳播。這是解放區抗日歌謠的主要傳播渠道。唱歌是人民軍隊的必修課，他們每到一地，就會通過刷墻報、貼傳單、教唱歌，把革命口號和歌謠帶到當地。解放區的鄉村劇團主要有三類：經過改造的舊戲班、地方精英和中小學校組織的業余劇團，以及根據地政府組織的新劇團和各類民校、夜校。

　　通過無數愛國將士和文化戰士的創作和傳播，在民族危急的時刻，抗戰童謠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提升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強大意志力和生命力。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