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晉

　　我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的時間不長，又是年輕人，重要的文字事務沒有能力插手，組里的領導就轉達了室主任鄧力群同志講的話，大意是：剛來的年輕同志，可以看看一些正在討論的文稿，如果能夠校出錯別字，改動一兩個標點符號或字詞，就是了不起的貢獻。我由此感受到在中央機關從事文字工作的分量，也明白沒有扎實基礎和嚴謹細致的作風，是做不好這件事的。

　　1987年秋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勤政殿鄧力群同志辦公室。此前只是在全室會議上聽他講過話，這次見面，感覺他仍然是意氣風發的樣子，卻也透著嚴肅。研究室要撤銷了，他問我在研究室工作有什么體會，往后的工作打算。在大領導面前，年齡又相差40多歲，我回答得比較簡單，連自己都不滿意。他似乎沒怎么在意，重點講了一些工作方法，像是贈言，有兩句話，給我觸動很大。他說：在中央機關做文字工作，無非是有事干事，無事讀書。意思是，事情來了，加班加點去做要習以為常，一有空檔，抓緊學些業務知識也要習以為常。記得他還補充了一句，哪怕看點閑書，說不定哪天就用上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和研究室的其他年輕人都談了話，我很感慨也很感謝他如此關心我們這些還沒有入門的人。

　　我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后，對“有事干事，無事讀書”這兩句大白話，體會很深，受用不小。我想，這大概是鄧力群同志從自身經歷中得出的頗為有用的經驗之談。十多年后，我收到他在線裝書局出版的一冊《又耳氏刻漢畫》，方知他原本就有文意高古的雅好。這冊印譜，以刀代筆，筆力沉雄，于方寸之間，把各種姿態的車馬人物和鳥獸草木刻得古拙可愛，趣味橫生，從中體會到鄧力群同志知識、視野、才華乃至內心世界的另一面。

　　我們文獻研究室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編輯和研究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獻，研究和宣傳他們的思想生平。鄧力群同志經歷了不少黨內的重大事件，和老一輩領導人有不少接觸，他還長期擔任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晚年投入很大精力領導和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研究。這樣，文獻室拍攝有關老一輩領導人或黨史國史的一些文獻片，少不了要采訪他。每次采訪，他都很重視，有一次他提出要我們先去談一次，然后才正式接受采訪。記得是1995年夏秋的一個下午，坐在他家的院子里，我們談了很長時間。他頭上戴著一頂新疆維吾爾族帽子，旁邊有一個錄音機，以備整理之用。

　　歷次采訪鄧力群同志，請他談得比較多的，有這樣一些事情：1956年毛澤東聽取34個部門匯報的來由，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后在黨內領導層的反響，1956年劉少奇主持起草黨的八大政治報告，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組織讀書小組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1961年毛澤東指導三個農村調查組和起草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六十條”），1962年七千人大會后的“西樓會議”，1975年根據鄧小平領導整頓的精神主持撰寫《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1977年鄧小平不同意“兩個凡是”，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1981年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和討論，等等。這些，都是鄧力群同志親歷和熟悉的。他的回憶和講述，胸有成竹，不緊不慢，有時拖點長音，很有現場感和感染力。在講述事情的具體過程后，還常常談幾句他當時的體會感受，便于聽者理解這些事情的要害所在。

　　199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50周年，我們拍攝《新中國》那部文獻片，采訪他的時間最長，根據錄音錄像做的原原本本的記錄稿有3.5萬多字，但電視片里只能用幾句話。我們覺得對不起鄧力群同志，但他從來不在乎。盡管已是耄耋之年，但只要有利于回顧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有利于研究和宣傳黨的優良傳統，他都舍得花時間和精力。他心里清楚電視采訪用不了幾句話，但絕不簡單應對，總是有問必答，盡量給我們講得詳細一些。這體現出尊重和敬畏歷史的態度，把支持和關心黨的文獻工作，視為一種政治責任。一直到他晚年，我和朋友們去看他，盡管他視聽都不行了，還一再叮囑，黨的文獻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老一輩領導人研究好。

　　大概是在2005年的一次采訪中，鄧力群同志講到一件事：1954年，在廣州小島招待所對面一個水上涼亭內，毛澤東聽取李富春匯報“一五”計劃，在場的還有陳伯達、鄧力群和國家計委綜合計劃局局長楊英杰三人。當時鄧力群最年輕，39歲。聽完匯報，毛澤東說：要把三峽工程列入計劃，但按我們國家現在的物力、財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計劃，只能列入長期計劃。我是看不到了。接著，毛澤東指著鄧力群說：將來建成時，你，鄧力群，寫一篇祭文告訴我。講完這件事，鄧力群同志又評論：毛主席對三峽工程確實一往情深，但又很實際，知道不是一兩個五年計劃就能做到的，是長遠的建設。我們聽后感到很新鮮，有“三峽大壩建成日，公祭無忘告乃翁”的意思，就整理了一個簡短的訪談錄，在中央文獻研究室辦的刊物《黨的文獻》上發表了。

　　鄧力群同志對黨的文獻工作不僅關心，還有重要貢獻。這不僅指他當年參與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稿，已成為研究黨史和老一輩領導人的文獻依據，也指他后來還直接整理編輯了一些重要文獻。比如，他記錄和整理的鄧小平在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過程中的十多次談話，其中有九篇經鄧小平同意，編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還有，他記錄和整理的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的談話，也成為黨的重要文獻。

　　此事說來話長。毛澤東從1959年底到1960年初，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時，有不少筆記和談話，體現了他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的一些重要思考。鄧力群同志參加了毛澤東組織的讀書小組，在杭州、廣州集中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大家邊讀邊談。陳伯達、胡繩、田家英和鄧力群四位讀書小組成員作了一個分工，由鄧力群同志專門記錄毛澤東的談話。讀書活動結束不久，就根據原始記錄整理過一個選本，經毛澤東同意，印送中央各部委領導。一時間，學習研究政治經濟學在黨內領導層蔚然成風。從那以后，鄧力群同志又幾次對他的記錄稿作了系統整理，自述是“魂牽夢繞，30多年來沒有放下”。1986年，鄧力群同志把他的原始記錄本和歷次整理稿，交給了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自己留下復印件。90年代初，《黨的文獻》發表了部分內容。

　　此后，鄧力群同志仍然沒有放下此事。1998年1月，他送我一本《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下兩卷清樣本，在扉頁上用藍色鉛筆簽了名，寫了話。這是他整理編輯的最后一個本子，印上了毛澤東在原書上的圖畫批注，毛澤東的談話則按原書段落順序，排在原文后面，這就原原本本地、完整地反映了毛澤東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時表達的觀點。這種非常專業的文獻編輯和研究方法，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花細致的功夫。其效果是，很真實地突出了毛澤東批注和談話內容的文獻價值、思想價值。中央文獻研究室1999年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有一篇2.5萬字左右的《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就是根據鄧力群同志的整理本輯錄的。《毛澤東文集》出齊以后，中央文獻研究室在人民大會堂開了一個出版座談會。那天，鄧力群同志也來了。

　　[來源：《百年潮》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副部長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