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立勤 梁劍簫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大革命從高潮轉向失敗。此時的中國政局，矛盾重重、錯綜復雜。面對這樣的情況，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艱難的理論與實踐摸索，發動了生產關系領域的一場深刻革命——土地革命，明確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社會經濟內容，充分展現出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運用探索和不斷創新。

　　尋找矛盾點：夾縫中求生存

　　歷史告訴我們，大革命的失敗并非偶然，其中交織著復雜深刻的政治和經濟邏輯。當時，以買辦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江浙財閥，成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南京政府的主要支柱之一。他們率先支持蔣介石成立南京政府，繼而以捐款、貸款和承購公債等方式支持國民黨政權維護統治。而南京政府建立后，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權力，通過公開勒索、貪污、投機倒把、借款、發行公債和增加稅率等手段，對廣大民眾實行超經濟盤剝、掠奪和榨取。一方面，使買辦財閥從中獲得巨大好處以作回報；另一方面，手握重權的一批國民黨中央和南京政府高官也借此成為新的官僚兼買辦的資本家。

　　同時，在舊中國擁有頑固根基的封建地主階級，成為國民黨政權另一重要支柱。這是因為，在當時許多地主本身就是國民黨的軍政官吏，而許多官吏又成了新興的地主。歷史數據顯示，1928年至1934年間，江蘇省擁有1000畝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個，其中77個是國民黨官吏，占比20.6％。1931年，在江蘇無錫被調查的104個村長中，91.3％為地主，7.7％為富農。另據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29年對無錫20個村1035戶土地占有情況的調查，僅占總戶數5.7％的地主，竟占有土地總數的47.3％；而占有總戶數88.7％的中農、貧農和雇農，卻只占土地總數的35％。

　　此外，當時英美等國出于自身需要，對南京政府做出一些讓步，以便在中國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統治者作為代理人。南京政府在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里，由于一定程度上實行關稅自主，加之白銀價格下降，刺激了中國商品出口；與此同時，由于經常中斷的國內交通基本得到恢復，促進了國內市場的交流與擴大。

　　在上述內外因素共同影響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一度有所發展。以民族工業為例，據統計，1930年度卷煙、棉織、制帽、制皂、化妝品、造紙、機器、針織、調味品、搪瓷、橡膠11個行業的總營業額，比1929年度平均增長20％。橡膠業、棉織業、卷煙業在上世紀30年代最初兩年里均實現超過110％乃至達到250％這樣驚人幅度的增長。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商業、交通和服務業也隨之被一度帶動發展。

　　不過，與同期外國在華經濟利益飛速膨脹相比，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微不足道。歷史數據顯示，產業方面，1931年，外國控制下的機械采煤產量占全國機械采煤總產量的69.1％，生鐵產量占全國生鐵總產量的97.2％；交通方面，1930年航行于中國境內的外國船舶噸位數占中外船舶噸位總數的82.8％，1931年由外國直接經營和控制的鐵路里程數占中國鐵路總里程數的84.3％；金融方面，據1933年的調查，149家華商銀行實收資本為2.67億多元，而英國的匯豐、麥加利、有利、大英4家銀行的在華總資本為1.1億多美元（約合當時華幣4億余元），而此時全國華商銀行存款不過30億元，僅美國花旗銀行一家在中國的存款就達13億美元（約合當時華幣近50億元）。由此可見，在英、美等國加強對中國經濟滲透和控制的形勢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雖有某些發展，但只能在夾縫中求生，有些行業甚至出現急劇衰退的現象。

　　反觀在買辦資本、封建地主和帝國主義列強扶持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在建立政權時因需要民族資產階級在財政上的支持，曾極力對其拉攏利用。一旦政權稍有穩定，便迅速配置和發展新的官僚資本，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政策和措施壓迫民族資本。嚴酷的現實表明，國民黨南京政府為了自身統治，沒有也不可能使中國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而且還進一步加深和激化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因此，在中國仍需進行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開啟轉折點：八七會議確立基本方針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進入最艱苦的年代。中國革命向何處去？這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直面并給予回答的重大課題。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要獨立領導革命斗爭，爭取得到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擁護和積極參與，就必須摧毀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統治中國的重要基礎——封建土地制度。對此，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1927年7月20日通告中提出的“中國革命進到一個新階段——土地革命的階段”精神，明確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會議根據中國土地革命的階段性，指出要保留自耕農和小地主的土地，只沒收土豪劣紳、大中地主及祠族廟宇等土地，規定“本黨之農民問題上的行動政綱，在這一整個的時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這一極通俗的口號，足以引起農民革命運動”“最近開始暴動的口號之中，本黨不提出沒收小田主土地的口號”，只“肅清土豪鄉紳與一切反革命分子，沒收他們的財產”“沒收重利盤剝者財產，用以改良農村中貧民的生活”。

　　與會者認為，只有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才能使黨領導和開展的武裝斗爭和建立起來的革命政權，由此獲得廣泛、可靠的群眾基礎。1927年8月23日，中央復湖南省委的函中，更加簡明地表述了八七會議的觀點：“土地問題，這時主要口號是‘沒收大地主土地’，對小地主則提出減租的口號，‘沒收小地主土地’的口號不提出，但我們不要害怕沒收小地主土地，革命發展到沒收小地主土地時，我們要積極去組織領導，其結果仍然是沒收一切土地。不馬上提出這一口號只是對小地主的一種策略。在沒收地主土地的過程中，對于自耕農的土地不免有打擊，我們也不避免這種打擊，但更不要提出‘沒收自耕農土地’的口號。我們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之下進行革命，一旦地主階級消滅的過程中土地國有只是一種法令問題而已。”

　　不難發現，八七會議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張，是中國共產黨在付出慘痛犧牲后對中國革命認識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轉變。

　　斗爭進行時：武裝起義蜂起

　　八七會議召開之前，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就決定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粵、贛四省發動秋收起義，目的就在于發動土地革命。八七會議提出具體的土地革命主張之后，中央決定派毛澤東為特派員，與彭公達一起到湖南，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從破壞粵漢鐵路北段開始發動。在攻打中心城市長沙受挫后，毛澤東果斷改變計劃，率領部隊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決定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會議經過激烈爭論，通過了毛澤東的意見，向南轉移，并于轉移過程中進行了三灣改編。10月初，部隊抵達江西寧岡縣古城。前委召開擴大會議，初步總結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研究建立根據地和井岡山地區的農民武裝問題。會后，毛澤東于10月6日在寧岡大倉村和袁文才接觸并建立聯系，決定工農革命軍主力在井岡山周圍盤旋打游擊。

　　除了秋收起義，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一些地區又先后發動和領導了廣州起義、湘南起義、陜北清澗起義等。這些起義的具體情況各不相同，結果互異。有些起義由于事先沒有做好準備，未能充分發動群眾，導致失敗；只有少數起義由于客觀條件比較成熟，加上領導者抓住了有利時機，指揮有方，取得了成功。各地起義中保存下來的一部分革命武裝，尋機與毛澤東率領的以井岡山為根據地的部隊取得了聯絡。

　　經過這些起義，越來越多的革命者開始意識到，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與農村革命根據地，才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才是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正確道路。這些舉措，也為接下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土地革命斗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