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舞旌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新四軍第五師第十四旅是鄂東抗戰的鐵血之旅，這支英雄部隊從其百余人的游擊隊，發展到數千人的地方部隊和能打運動戰的野戰軍，經歷了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的創建發展歷程。其番號由五大隊、六大隊、豫鄂挺進縱隊第一團、第九團、鄂東獨立團、到新四軍第五師第十四旅、長江軍分區、鄂豫軍區第四軍分區、鄂東軍區獨立第二旅。新四軍第五師第十四旅這支由鄂東人民抗日武裝組成的抗日勁旅，在抗日戰爭中，戰斗足跡遍及豫、鄂、皖、湘、贛五省三十余縣，馳騁大江南北，輾轉大別山、大幕山麓之間，威震華中重鎮武漢至九江敵之命脈地帶，威脅平漢、粵漢鐵路線中段，極大地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日熱情和抗戰必勝信心。大別山鄂東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新四軍第五師第十四旅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時期，為奪取抗日戰爭偉大勝利建立的不朽歷史功勛，在黨史軍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一、群英會鄂東烽火燃 五大隊抗日樹大旗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呼吁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大別山鄂東國土淪陷、生靈涂炭的歷史關鍵時刻，鄭位三、方毅、張體學、劉西堯等一大批優秀的中國共產黨人，肩負著黨和人民的重托，先后奔赴鄂東，把抗日的烽火熊熊燃起。他們與鄂東廣大軍民一起，前仆后繼，英勇奮斗，用鮮血和生命筑起了一道抵御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鋼鐵長城。

　　新四軍第五師第十四旅的血脈源頭，要追溯到抗日戰爭爆發后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的七里坪留守處。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1938年1月，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為司令員，林維先為參謀長，戴季英為政治部主任。整編后的第四支隊下轄七、八、九團和手槍團、直屬隊，總共3100多人。3月8日，四支隊在七里坪召開了東進誓師大會，隨后開赴皖中、皖東抗日前線。

　　四支隊東進后，根據國共兩黨談判達成的協議，1938年3月上旬在七里坪成立了第四支隊漢（口）蚌（埠）通訊處（也稱四支隊七里坪留守處）。鄂東特委書記由鄭位三兼任，方毅任副書記。七里坪留守處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和湖北省委領導下開展工作，汪群、詹以錦先后任主任。留守處還有管理員、會計、文書、通訊員、勤務員、醫生、看護（衛生員）、文印員、炊事員等共20余名工作人員。留守處機關實際上就是鄂東特委機關。鄂東黨組織以七里坪為基地，開展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培訓抗日骨干。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鄂豫皖特委在七里坪的秦氏祠堂辦了1期“游擊隊干部培訓班”和1期“青年干部訓練班”，學員共約二三百人。隨后，受湖北省委之托，又在橫塆村舉辦了“青年干部培訓班”和“黨員訓練班”，學員共約300余人。鄭位三、方毅、彭康、聶鶴亭、孫毅等親自擔任各科講授。董必武、葉劍英也曾親自前往七里坪訓練班作報告。七里坪訓練班畢業的學員大部分分配到鄂東、鄂南等地工作。二是籌建抗日武裝。七里坪留守處的干部除尋找失散黨員和發展新黨員、恢復或重新建立黨的組織以外，還把鄂東各地集中在留守處的紅色便衣隊員和紅二十八軍傷病員共30多人，組成了共兩個班28條槍的留守處警衛排。警衛排由羅厚福任排長，張體學任政治指導員，成員有聶慶泰、黃世德、黃宏伸、易元鰲、官楚印、熊桐柏、石建金、徐錫璜、潘繼義、石天華等，基本上都是原紅二十八軍的基層干部。三是開展群眾工作和統戰工作。七里坪留守處一方面積極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和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同時調查、尋找、慰問失散的紅軍家屬，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另一方面，運用董必武的影響，積極在地方士紳中開展統戰工作，并以留守處名義同黃安、經扶（今河南新縣）縣政府以及七里坪、箭廠河地區的國民黨區署、聯保及保甲長聯系溝通，團結他們積極抗戰，爭取其對留守處工作的支持，使留守處工作人員的安全得到保障，抗日將士們的家屬得到妥善照顧。通過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建立、敵后游擊戰爭的開展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開辟提供了重要的組織準備和干部準備，極大地鼓舞了當地人民群眾的抗日熱情，從而使七里坪成為中共組織在鄂豫邊區的抗日戰略支點之一。

　　1938年1月，中共湖北（臨時）省委派劉西堯、陳景文、張明等來到黃州，組建了中共黃岡中心縣委。劉西堯任書記、陳景文任秘書，委員有張明、秦鏡湖、黃德欽。開始，黃岡中心縣委主要在黃州、團風、武穴、田家鎮等沿江城鎮發展黨的組織，在黃岡第六中學和團風啟黃中學發展了文祥（段亞杰）、易鵬（孫恒久）、涂劍歐、賀佑三、樊明甫和孫超、孫礬田等一批學生黨員，在黃岡六中建立了有十幾名黨員的黨支部。2月，原來在黃岡紅軍游擊根據地賈廟山區堅持斗爭的老黨員漆先庭、林少懷、石昆山到漢口“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學習后，由湖北（臨時）省委介紹到黃州與劉西堯會合，漆先庭參加了中心縣委為委員。通過漆先庭等人，黃岡中心縣委先后與原來分散各地堅持斗爭的黨員接上了黨的關系，實現了黨在黃岡的統一領導，為在黃岡地區準備與開展游擊戰爭打下了基礎。3月8日，劉西堯化裝成裁縫，由黃州進山，深入到賈廟老根據地孫家沖。劉西堯親身感受到賈廟老根據地的良好群眾基礎，便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由沿江城鎮轉移到農村，依靠農村準備與開展游擊戰爭。

　　1938年3月，新四軍四支隊駐七里坪留守處搬到東邊的袁家河。4月，因工作需要，為進一步加強黃岡中心縣委工作，湖北臨時省委任命張體學為黃岡中心縣委軍事部長。張體學奉命由七里坪來到黃岡，參加黃岡中心縣委，與劉西堯等一起著手領導籌建抗日武裝工作，黃岡中心縣委機關隨即也遷到孫家沖。6月，中共鄂東特委成立。中共湖北省委派省委常委、鄂東特委副書記方靜吉（即方毅）來到黃岡，并帶來丁宇宸、趙辛初、蔣立、姚渠、王表等軍政干部，方毅來后，即深入農村，進一步確定黃岡黨的工作重心將轉移到農村，組織群眾，準備發動游擊戰爭。在此以前，湖北省委書記郭述申曾兩次來黃岡視察，省委委員、組織部長錢瑛也來過一次，促進了鄂東游擊戰爭的準備工作。

　　隨著黃岡中心縣委機關遷到山里，20余名學生黨員、青年積極分子進了山，把學生救亡運動與農民運動結合了起來。這對后來以農村為基地，創建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爭，是有決定意義的一步。黃岡中心縣委進山后，即宣傳、發動、組織群眾，迅速建立和擴大了黃岡、浠水、羅田、麻城的廣大地區的黨的基層組織。黃岡中心縣委還在孫家沖、何家沖辦了“鄂東青年訓練班”，培訓抗日武裝骨干。

　　1938年7月，日軍已逼近鄂東，國民黨軍隊潰敗。中共黃岡中心縣委針對形勢，立即采取應變措施，于7月21日和 22日，在黃岡賀坳孫家細屋召開中心縣委擴大會議，研究在鄂東準備發動游擊戰爭的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方毅、劉西堯、張明、陳景文、文祥、易鵬、漆少川、丁宇宸、蔣立、張良卿、孫俠夫、孫超、姚渠、林友先、林冬英等20余人（張體學因事未出席會議）。會議決定：要大力發展武裝，準備打游擊；要在敵人可能占領的地區積極發展黨組織，以便淪陷后在敵人心臟里建立我們的陣地；要求黨員要行動起來，帶頭當兵，還要“一帶三”（即除自己帶頭當兵外，還動員三個群眾當兵），并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和力量，籌槍籌糧籌款，發動群眾收撿國民黨潰兵的武器彈藥。這是一次對于獨立自主地開展鄂東游擊戰爭具有決定意義的會議。

　　會后，黃岡中心縣委決定將黃岡三區賈廟黨支部秘密保存的“七條半槍”（所謂“半條”，即長槍已鋸掉了槍托），還有共產黨員孫俠夫以抗日保家名義從總路咀鄉公所借出來的十多支槍，集中起來，組織了一支有30多人的秘密武裝，利用夜間進行軍事訓練。9月初，參加武漢會戰的國民黨潰軍開始逶迤于途，張體學與中心縣委的同志及時布置黨員帶領群眾撿槍、換槍、買槍，隊伍一下子發展到七八十人槍。10月23日，黃州淪陷，日本侵略軍進占黃岡沿江和沿公路的大小集鎮，燒殺奸擄，無惡不作。

　　1938年10月24日，中共黃岡中心縣委組織領導的秘密游擊隊在黃岡縣杜皮張家山正式成立了“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樹起了抗日大旗，張體學任隊長，丁宇宸任副隊長，文祥任政治指導員。文祥用肥皂刻了一枚“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的印章，在《告黃岡父老同胞書》的布告上蓋上印章，分發給隊員到各地四處張貼，招收青年參軍。并號召黨員、抗日青年去撿槍、換槍、買槍，搜集各種抗日軍用物資。

　　張體學帶一部分人到淋山河、新洲公路沿線，賈廟下三區、上巴河、回龍山、浠水何家寨等地活動，大張旗鼓地招兵買馬，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5天后，部隊即增加到130多人，70余條槍；10天內擴大到200余人槍。在回龍山，張體學與方毅、劉西堯等商議，決定派曹云露到這個地區開展工作。他們深入到敵后淋山河至新洲公路沿線活動。中共黨組織又抓住時機，號召黨員帶領群眾，收撿國民黨潰軍遺棄的槍支，黨員也按照縣委決定，帶領積極分子，配合“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到淋山河、方高坪、上巴河等地的公路旁去收撿槍支，或用便衣、飯食、錢幣與散兵交換槍、彈，其中，張體學帶領游擊隊，僅在上江宇廟國民黨軍隊遺棄的倉庫中，就獲得蘇聯援助國民黨政府抗戰嶄新的九九式、捷克式步槍 300多支，子彈 50余箱。這給鄂東抗日挺進隊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共浠水縣委書記張明于10月從黃岡縣委領去步槍5支、子彈 2箱，在何家寨成立了“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浠水第四中隊”。數日內即在上巴河一帶收撿國民黨軍隊丟棄的四五十支槍，一個月后發展到140余人。12月，四中隊開到李家山，與挺進隊合并，這時，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共達400 余人。

　　1938年11月初，方毅率“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一部夜襲了日軍在淋山河的據點，打響了鄂東人民抗日第一槍。

　　1939年1月，在當時合作抗日、國共兩黨關系有所改善的氣氛下，中共鄂豫皖區委（武漢淪陷后，中共湖北省委撤銷，在安徽立煌白水河成立了中共鄂豫皖區委，鄂東黨組織歸其領導），為了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取得合法地位，以解決給養問題，鄂豫皖區黨委于1939年1月與設立在立煌的桂軍二十一集團軍談判，確定在保持我黨對部隊的絕對領導和抗日行動獨立自主的原則下，將挺進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十一集團軍獨立游擊第五大隊”，下轄四個中隊，730余人，張體學任大隊長，丁宇宸任副大隊長。因二十一集團軍司令廖磊遠在安徽立煌，所以議定五大隊由鄂東游擊總隊總指揮程汝懷代管。這時，五大隊大部分部隊駐在國民黨五戰區劃定的防區麻城夏家山、黃岡蘆泗坳，與國民黨的防區毗鄰；另一部分隊伍分散在黃岡鵝公包、龍王山、回龍山，麻城徐古，浠水何家寨一帶。為了加強對黨、政、軍的統一領導，根據鄂豫皖區黨委的指示，成立了軍政委員會，由方毅任書記，劉西堯任副書記。1939年2月，方毅調中共鄂豫皖區委，譚希林接任書記；4月，譚希林調走，劉西堯接任軍政委員會書記，張體學任副書記。隨后，鄂豫皖區黨委陸續派來汪進先（任副大隊長）、吳林煥（任參謀長）、熊桐柏（任營長）等原紅軍干部前往五大隊工作。

　　獨立游擊第五大隊，在抗日烽火中誕生，又在抗日的游擊戰中不斷發展壯大。它成立伊始，便深入敵后，主動出擊日寇，開展游擊戰爭，不斷取得勝利。五大隊成立伊始，便深入敵后，主動出擊日軍。1939年1月3日，（武）漢麻（城）公路和柳界公路沿線據點的日偽軍2000多人，分3路“掃蕩”大崎山一帶。其中兩路進攻“鄂東游擊總隊”所屬的保安第八團防區，一路進攻五大隊防區。保安八團稍作抵抗便倉惶逃進山叢中。五大隊在張體學、丁宇宸指揮下，也兵分3路進行反“掃蕩”：一路支援保八團；一路插入新洲、柳子港等地襲擊日偽軍的據點；另一路在糍粑垴、象棋山和沙河以東、蔡家河以北的山地中，用“麻雀戰”、“呵嗬戰”等游擊戰術，連續與日偽軍周旋一整天。在當地群眾支援下，五大隊擊斃日偽軍尾部散兵10余人，并且鎮壓了帶領日軍進山的漢奸李旭東，逮捕了新洲偽維持會長梅書山，粉碎了日軍進山“掃蕩”的計劃。

　　2月，五大隊又一舉拔除了宋家墻日軍據點。宋家墻位于武漢至團風、黃州的公路線上，日軍一個小隊盤踞在公路邊的制高點，守衛這段公路上的一座大橋。制高點四周是水壕，水壕岸邊上又圍了鐵絲網，進出要通過吊橋。五大隊第六中隊中隊長漆少川根據大隊長張體學“打巧仗”的指示，決定采取奇襲手段拔除宋家墻據點。漆少川通過地方黨組織詳細偵察了日軍據點的情況后，請來當地群眾帶兩個戰士趁夜晚潛入據點，以集束手榴彈將駐守據點的12名日軍全部擊斃。此后，五大隊還襲擊了方高坪、宋埠、中館驛等日軍據點，火燒了巴鋪大橋，并在公路上多次伏擊來往日軍，破壞日軍交通線，極大地振奮了當地群眾的抗日情緒，連國民黨湖北第二專署和五戰區司令部也不得不承認五大隊“抗日有功”。

　　到1939年4月，建有中共基層組織，五大隊經常活動或基本控制的游擊區有黃岡一、二、三、四區（當時黃岡包括目前的武漢市新洲區，共劃分為6個區），以及麻城四區和白果以南、漢麻公路以東的廣大農村。為了繼續擴大游擊區域，打擊日偽，五大隊還同中共所領導的鄂東新成立的另一支人民抗日武裝新四軍第六大隊取得聯系，5月，由副大隊長汪進先、參謀長吳林煥先后率領兩個中隊，西進（黃）陂孝（感）邊，協同六大隊作戰。五、六大隊密切配合，連續取得了對偽八軍李漢鵬部和偽二十五師趙光榮部戰斗的勝利。五大隊在對敵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到1939年6月，五大隊已發展到11個中隊（含1個機炮中隊），還成立了通訊連、特務連、宣傳隊等。全大隊總計1300余人，五大隊實行上已是一個團的建制，并設有參謀處、副官處、政治處、供給處。文祥任政治處主任，孫俠夫任副官處處長，郭力（姚渠）任供給處處長。組編為3個營，熊桐柏、劉傳賢、漆少川分別擔任各營營長。

　　1939年元旦，新四軍游擊第六大隊（簡稱六大隊），在白馬山正式成立。它是以四支隊七里坪留守處警衛排為基礎組建的。新四軍游擊第六大隊大隊長由留守處警衛排排長羅厚福擔任，熊作芳任政治委員。1939年3月，六大隊與李先念率領的豫鄂獨立游擊大隊在信（陽）羅（山）邊九里關獅子口會合。根據李先念的建議，六大隊旋即揮師南下，前往鄂東敵后發展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敵后根據地，并積極聯系獨立游擊第五大隊，互相配合行動。5月，中共鄂東地委成立，六大隊隨即歸屬鄂東地委領導。此時，五大隊三中隊西征到陂孝邊，并在孝感縣青山口以南與六大隊會合。為了開辟陂孝地區的工作，六大隊決定殲滅盤踞此地的偽“中國人民自衛軍”第八軍李漢鵬部。5月26日，六大隊一、三中隊及手槍隊，在五大隊三中隊的配合下，從青山口東南之黃家東沖出發，分兩路長途奔襲李新塆及偽八軍駐地，另一支部隊強攻蔡店。這次戰斗的勝利，擴大了中國共產黨新四軍的政治影響，打開了蔡店、梅店地區的局面，為進一步開創鄂東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7月7日，“七·七”抗戰兩周年之際，六大隊又聯合五大隊的兩個中隊，從黃陂北部的黃門沖出發，夜襲盤踞于孝感杜涂塆的偽軍二十五師趙光榮部，俘其旅長以下官兵200余人。至1939年8月，六大隊已經發展到11個中隊，800余人。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限共、溶共”方針，鄂東反共氣氛也因之逐漸加濃，反共摩擦事件日益加劇，終于爆發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嚴重反共摩擦事件——夏家山事件。

　　1939年9月1日凌晨，桂軍一七二師兩個團和程汝懷屬下的鄂東第十八游擊縱隊王嘯風部，向夏家山、蘆泗坳、回龍山等五大隊駐地發起全面進攻，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夏家山事件”。五大隊各部被迫進行反擊并分路突圍。經過激烈戰斗，五大隊大部突出重圍。五大隊雖然大部勝利突圍，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企圖消滅五大隊的陰謀，但部隊遭受了巨大損失。突圍中，五大隊機關和3個中隊損失慘重，中隊長劉占元、勛文和分隊長熊楚新等10余人陣亡，黃岡中心縣委組織部長張良卿、五大隊供應處長姚渠、營教導員曹云路、醫務主任戴醒群（張體學之妻），區委書記杜金鳴、李福萌、李佑泊等百余人慘遭殺害，副大隊長丁宇宸、中隊長周金等20余人受傷，300多名機關人員、地方干部以及傷病戰士被捕。這累累血海深仇深深地烙印在張體學和第五大隊廣大指戰員的心坎上，這便是震驚一時的“夏家山事件”。

　　“夏家山事件”后，國民黨頑軍在五大隊的主要活動區域黃岡三、四區捕殺革命群眾200多名，并在這些地方實施移民并村、聯保連坐、路口盤查等防御措施，同時懸賞通緝劉西堯、張體學、漆先庭、漆少川、文祥等五大隊和黃岡中心縣委負責人。一時，整個黃岡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1939年9月18日，第五大隊分批突圍到河南羅山彭新店同六大隊勝利會合。10月，五、六大隊轉入鄂中之安（陸）應（山）邊一帶活動。隨后，第五大隊突圍到羅（山）禮（山）邊大小雞籠山的部隊與新四軍游擊第六大隊、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第二團隊會合。張體學、羅厚福、王海山、程坦等研究決定成立臨時支隊，王海山任司令員，程坦兼政委，轄一團、二團、三團，繼續向平漢路西轉移。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極為關注“夏家山事件”，毛澤東于9月27日致電傅鐘、葉劍英，囑：“雪楓、先念及第五、六大隊和鄂中武裝等情形，去電問清楚即告。”

　　1940年1月3日，鄂東、鄂中和豫南地區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聯合整編為以李先念為司令員的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鄂東人民抗日武裝五大隊、六大隊聯合整編為豫鄂挺進縱隊第一團隊（1940年8月改稱團），團長羅厚福，政委方正平。同時，成立鄂東游擊總隊，熊作芳任總隊長（后何耀榜），程坦任政委。

　　1940年春，第一團隊和鄂東游擊總隊，奉豫鄂挺進縱隊司令部之命，越過平漢鐵路東進鄂東，反擊程汝懷，開辟鄂東根據地。通過對敵頑的戰斗，依靠繳獲的武器和動員青年參軍等途徑，一團不斷擴充與發展。

　　二、擴武裝組建獨立團 抗敵寇東進鄂皖邊

　　1940年3月，豫鄂挺進縱隊以一團隊兩個中隊及鄂東、安應地方武裝一部組編鄂東獨立團，并于5月挺進黃岡。6月中旬，又以獨立團第二大隊和黃岡游擊大隊一部為基礎，合編為新的鄂東獨立團。8月起，獨立團轉戰鄂皖邊，恢復和鞏固了浠（水）蘄（春）邊、蘄（春）廣（濟）邊游擊根據地，并粉碎了國民黨頑軍的“百日圍剿”。1941年初，獨立團改編為豫鄂挺進縱隊第九團。3月，九團再次東進鄂皖邊，并于4月首次溝通了與華東新四軍部隊的聯系。自此，鄂皖邊敵后抗戰的局面初步打開。

　　1941年3月，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的黃岡中心縣委聽到這個消息，便派易鵬、李陽德帶縣大隊的一個中隊前往（黃）陂（黃）安南與之會合，并將所帶去的一個中隊留在陂安南交與鄂東地委。鄂豫挺進縱隊便將易鵬等帶去的一個中隊，同第一團隊中抽出的三、八、九連，再加上鄂東游擊總隊的一部分武裝，組建了鄂豫挺進縱隊獨立團（團長吳林煥、政委張體學、副團長熊桐柏），并且由這個團擔負東進黃岡敵占區，與黃岡中心縣委取得聯系的任務（因此，這個團也被稱作鄂東獨立團）。5月，張體學奉命帶獨立團一個大隊（營）來黃岡聯系并籌款，因頑軍大舉進攻，東進陂安南的鄂豫挺進縱隊第一團及獨立團、鄂東地委機關等又被迫轉移到平漢鐵路以西的趙家棚，張體學及其所帶的一個營，便被阻隔、滯留在黃岡。

　　1940年6月，鄂東地委組織部長劉西堯化裝繞道武漢來到黃岡沿江根據地王家坊，傳達中原局和鄂豫邊區黨委、鄂豫挺進縱隊司令部關于組織東進鄂皖邊，開辟和發展鄂皖邊抗日游擊根據地的任務。劉西堯經與張體學、文祥等研究決定，以張體學帶來的那個營和黃岡縣大隊的兩個中隊為基礎，再補充一些兵員，合編為新的鄂東獨立團，團長官楚印（于到職途中犧牲，后由易元鰲繼任），政委張體學，副團長熊桐柏。隨后，原鄂豫挺進縱隊獨立團（亦有稱之為老鄂東獨立團）已編為挺進縱隊第九團。

　　1940年8月8日，張體學、劉西堯率鄂東獨立團東進鄂皖邊。

　　為了開辟、創建鄂皖邊根據地，還由黃岡中心縣委先后抽出縣區級干部鐘子恕、黃維棟、王表、黃明清、林裕先（張干）、熊作師、李漢清、黃再興等20多人，加上干部130多人，隨軍前往。

　　    鄂皖邊系指鄂東與皖西相連接的地區。它包括鄂東的浠水、蘄春、黃梅、廣濟、英山和皖西的宿松、太湖等縣。當時，這些縣的縣城、集鎮，以及交通要道和要塞，除沿江少數為日偽占領外，大都為桂系頑軍所把持，又有程汝懷所屬鄂東反共地方武裝，以及各縣頑縣政府自衛大隊。面對敵頑夾擊的嚴重局勢，8月，鄂東獨立團發揮了勇往直前的戰斗精神。他們過巴河、涉浠水，在浠（水）蘄（春）邊的彭思橋還擊了前來阻擊的國民黨蘄春縣自衛大隊，消滅其兩個排。以后又攻打了浠蘄邊的三角山三角寺。接著，在浠水、蘄春、廣濟（今武穴市），以及與蘄春連界的英山、安徽太湖等山區游擊，并在各地留下了從黃岡帶來的干部，幫助當地恢復和重建黨組織，建立武裝便衣隊。獨立團還在廣濟青山嶺擊潰程汝懷部下王丹侯第十七縱隊的一個大隊。

　　1940年9月上旬，中共蘄（春）太（湖）英（山）邊工作委員會在桐山沖成立，書記黃維棟。9月，鄂東獨立團遠距離奔襲王丹侯的司令部——廣濟十八堡。熊桐柏親率尖兵冒充王的部隊，突然沖進王丹侯司令部。王丹侯猝不及防，僅帶少數衛兵，落荒而逃。獨立團繳獲新槍400多支，大大改善了自己的裝備。

　　9至11月，又粉碎了鄂東反共頑固派集中了數千名兵力對鄂東獨立團進行的所謂“三月圍剿”，一直打到黃梅和安徽宿松，開辟了包括蘄春、黃梅、英山、浠水、宿松、太湖相連接的鄂皖邊山區廣闊游擊根據地。以后，鄂東獨立團又幾次東進鄂皖邊，發動群眾，擴大各種抗日群眾團體，籌建政權。在軍事勝利鼓舞下，群眾抗日熱情高漲，踴躍參軍參戰，鄂皖邊地方武裝迅速發展到2000余人，組建了黃（梅）廣（濟）獨立團等多個地方團隊，為開辟廣闊的游擊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三、陂安南整編十四旅 開先鋒挺進下江南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全國范圍內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20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1月25日，重建的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整編部隊的指示，其中轉戰在武漢外圍敵后戰場的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第五師由李先念任師長暫兼政治委員，任質斌任政治部主任。3月14日又任命劉少卿為參謀長，王翰為政治部副主任。4月5日新四軍第五師組建完畢，下轄十三旅、十四旅、十五旅3個旅和第一、第二游擊縱隊。鄂東抗日武裝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第十四旅，4月15日，第十四旅在陂安南的二房灣召開建軍大會，李先念親臨大會祝賀，并宣布命令：第十四旅，旅長羅厚福(后吳林煥)，政治委員張體學，副旅長吳林煥（后熊作芳），政治部主任夏農苔。下轄三個團，第四十團以原五、六大隊為基礎組成的鄂豫挺進縱隊一團隊組成，團長黃宏伸，政治委員熊作芳,這個團一直隨師部行動，未歸十四旅建制，后編為五師特務團，另由蘄廣邊獨立團升級替補為四十團；四十一團由黃岡縣大隊等黃岡地方武裝合編而成，團長漆少川，政治委員羅通；四十二團，由鄂南獨立團和原鄂豫挺進縱隊九團（即老鄂東獨立團）合編而成，團長熊桐柏，政治委員聶慶泰。

　　1941年9月，武漢周邊的日軍調動頻繁，于9月至12月兩度糾集重兵進犯長沙，并于10月進犯鄭州。國民黨五戰區頑軍乘日軍進攻長沙、鄭州之際，一方面派兵進攻皖東新四軍第二師部隊，另一方面又在鄂東、鄂皖邊各地燃起反共戰火。為保衛和加強武漢外圍的東線抗日陣地，發展鄂皖邊地區，策應皖東新四軍部隊的反頑斗爭，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邊區黨委和五師師部于9月命張體學率十四旅四十二團先行東進鄂皖邊。該團沿途打擊日偽和頑軍，穩定了浠蘄邊和蘄太英邊的局勢。

　　1941年11月初，五師師部又命吳林煥率十四旅旅部和四十一團進入鄂皖邊地區。兩支部隊會合后，分數路向皖西大別山腹地挺進。1942年1月，李先念親率十三旅和特務旅等主力部隊分數路進入蘄春，在浠蘄邊交界的三角山與十四旅會合。不久皖東形勢好轉，五師各路部隊陸續返回蘄、黃、廣一帶，繼續打擊日偽軍，并幫助地方黨組織開展根據地的建設工作。

　　此時，鄂東程汝懷部不顧五師的多次爭取，甘受桂系頑軍驅使充當反共先鋒。程汝懷部保二旅及各縣地方武裝一再向鄂皖邊各游擊根據地進攻。五師根據新四軍軍部指示，決定予以堅決回擊。五師特務旅一團、十四旅四十一團、四十二團于1942年1月19日發起了浠水戰斗，2月10日發起了廣濟戰斗，3月初發起了蘄春漕河戰斗，共殲滅程汝懷部浠水、廣濟兩縣自衛隊7個中隊和保二旅主力第二團及頑軍第二游擊縱隊1個支隊。3月，十四旅在蘄、黃、廣地區抗擊桂軍和程汝懷部9個團兵力的進攻。十三旅一部也挺進頑軍后方分散游擊，與十四旅相呼應。至4月，五師部隊在鄂東地區共殲滅和瓦解頑軍達3000余人，一舉粉碎了國民黨頑軍在鄂東的反共高潮，并進一步發展了鄂皖邊沿江敵后根據地，同時建立了新的山地抗日支撐點。

　　1942年1月22日，張體學在鋪兒咀主持鄂皖邊縣團干部會議，研究鄂皖邊1942年斗爭形勢與任務。會議進行中，李先念率部抵達鋪兒咀，并出席會議。李先念向與會人員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持久戰的指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及鄂豫邊區的戰略地位，要求各地方負責同志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推進與擴大敵后游擊戰爭，鞏固與擴大根據地。會議決定成立蘄（黃）太（湖）英（山）邊獨立團，李壁東任團長。接著，張體學在黃梅古角鎮召集群眾大會和紳士座談會，同時組織軍民聯歡，宣傳共產黨抗日主張，極大地調動了民眾的抗日熱情。廣大青年踴躍參軍，鄂皖邊地方武裝迅速發展壯大。

　　進軍鄂南，開辟敵后戰場，創建抗日游擊根據地，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依據抗戰形勢發展和全國抗戰的全局作出的重大決策。開辟鄂南敵后戰場，從地域上既可隔江與鄂東黃岡、蘄春、黃梅、廣濟連成一片，又可東與皖東、贛北新四軍第二師、第七師的根據地連接，改變第五師孤懸敵后的處境，形成自南線對武漢之敵的戰略包圍，達到實現新四軍軍部“控制長江下游的戰略意圖”，創建新四軍向南發展的基地。

　　1942年6月，新四軍五師參謀長兼鄂南指揮部指揮長劉少卿(化名江岳洪)，和新四軍五師第十四旅旅長吳林煥、政委張體學率新四軍第五師第十四旅部隊從黃州長圻蓼渡江南進，開辟鄂南抗日根據地。8月10日，豫鄂邊區黨委經請示華中局批準，新四軍第五師江南兵團指揮部成立，劉少卿兼任指揮長，楊學誠兼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發展鄂皖邊及鄂南地區。同時，還決定建立第四、第五軍分區，分別由劉少卿（兼）、張體學任司令員，楊學誠（兼）、劉西堯任政治委員。

　　張體學指揮第十四旅開辟和堅持鄂南抗日根據地的斗爭，實現了把鄂南建成一個獨立戰略單位的戰略構思。這一抗日基地的建成，達到了扼控湘鄂贛咽喉，從南線對盤踞武漢之敵實行戰略包圍，并可由此南下湘粵，東進吳越，與皖南、蘇南相連接的戰略目的。還有力地牽制日軍對浙贛線的進攻，對鄂豫邊區粉碎空前嚴重的敵頑夾擊，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

　　新四軍五師第十四旅實際是以原五、六大隊為基本骨干，通過不斷戰斗滾雪球式的發展壯大的。由原五、六大隊發展壯大的五師十四旅是創建鄂東和鄂皖邊抗日根據地的中堅力量，抗日戰爭期間，它不僅一直戰斗在鄂東，而且還是新四軍五師挺進鄂南、發展贛北游擊根據地，打通與新四軍七師聯系的開路先鋒。

　　為了提高地方武裝的獨立作戰能力，進一步加快根據地的發展，經中央軍委批準，新四軍五師在1942年春組建了3個軍分區。鄂東劃為第一軍分區，以五師特務旅旅部為基礎組建，司令員羅厚福（后何耀榜、熊作芳、吳誠忠），政委程坦（后周季方）。特務旅第一團同時改編為五師特務團。同年8月，五師師部以挺進江南的師特務團和十四旅大部為基礎組建第四軍分區（特務團于11月回歸師部），司令員劉少卿（后熊作芳），政委楊學誠（后夏農苔）；以留在江北的十四旅一部為基礎組建第五軍分區，司令員張體學，政委劉西堯。此后，十四旅建制正式撤銷。

　　1943年6月，新四軍五師又決定將四、五兩個軍分區合并改組為新的四軍分區，司令員劉少卿（后張體學），政治委員劉西堯（后張體學）。此后，原新四軍第五師第十四旅部隊分別在五師特務團和五師第一、第四軍分區的領導下，轉戰武漢外圍，抗擊、牽制了數十個日偽據點的日偽軍，從東北對武漢實施戰略包圍，威脅、襲擾武漢日軍至偽首都南京的長江航道，為奪取中原抗戰的全面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至1944年底，新四軍五師第一軍分區和第四軍分區部隊總兵力已發展到7000余人，控制區域達7600多平方公里。

　　1944年6月，新四軍五師第四軍分區挺進十八團政委鄭重率挺進十八團2個主力連先期從無為前往彭澤，建立中共彭澤大工委，鄭重任書記。在五師第四軍分區四十二團配合下，挺進十八團于1944年6月和8月分兩批開赴彭澤，建立以彭澤為中心的贛北抗日游擊根據地。這塊根據地在鼎盛時期，西到鄱陽口，東邊與中共皖中區委所轄的東流工委活動地域相連，東西長約100公里；跨長江以北的泊湖、大官湖，南至安徽南部的至德縣，南北寬約50公里，轄區內人口達200余萬。從此，新四軍第五師與第七師之間有了經常性聯系通道，為兩師的戰略配合起到重要作用。

　　1945年2月19日至23日，張體學率領新四軍五師第十四旅四十團、四十一團，協同王震、王首道率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支隊向江南挺進途中，得到鄂豫邊軍民大力支持，進展非常順利。南下大軍主力從黃州與下巴河之間長圻蓼和蘄春與田家鎮之間分別渡江成功，挺進鄂南。由于新四軍五師地區“過去宣傳八路軍和廣泛深入動員迎接南下支隊，行軍所至，軍民甚為興奮，行動甚為方便。”王首道在《憶南征》中熱情地贊揚說：“張體學同志是新四軍五師有名的開路先鋒，是一位有為的青年將領，對長江沿岸的情況又很熟悉，由他率部協同行動，無疑對我們是很大的幫助。”1945年5月，中共中央批準，成立湘鄂贛邊區黨委、行署、軍區，以王首道為區黨委書記，王震為軍區司令，張體學為軍區副司令，王首道為軍區政委，聶洪鈞為行署主任。

　　1945年8月12日，李先念致電王震、王首道、張體學，指示：“（一）轉朱（德）總司令11日14時命令，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所有日軍及偽軍武裝，應由距敵最近的部隊全部將其收繳，保障投降人員生命。各部隊首長得令后，立即進行接洽受降事宜，如敵偽軍拒絕向我投降，則堅決消滅之。（二）各部隊應根據該地實際情形進行接洽，嚴加警惕。”遵此指示精神，張體學率部一方面作受降工作，一方面等待接應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北返。到抗戰勝利前，在鄂南的廣大地區，除公路、鐵路沿線外，已建立起“南北200余里，人口180余萬”的湘鄂贛邊區鄂南抗日根據地，勝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以為南北樞紐”的戰略任務。

　　四、筑長城抗戰奏凱歌 旌旗獵勝利大會師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鄂東廣大軍民用鮮血和生命筑起了一道抵御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鋼鐵長城。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新四軍五師十四旅部隊和鄂東地方黨組織，在堅持鄂東抗戰中付出了重大代價，一批鄂東人民的優秀兒女，為抗擊日寇，保衛邊區，民族解放，獻出了寶貴生命。

　　194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新四軍五師十四旅四十二團團長熊桐柏率四十二團開進黃梅多云山一帶。這時，黃梅孔垅鎮日軍一個中隊50人到苦竹油鋪街“掃蕩”，熊桐柏當即決定在多云山設伏全殲，熊桐柏帶頭沖鋒，戰斗中，斃敵48人，俘敵1人，僅1人混在民夫隊伍里逃跑。就在勝利時刻，一顆冷彈打來，英雄團長熊桐柏不幸中彈，壯烈犧牲。

　　1945年3月，在開辟贛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斗爭中，挺進十八團付出了慘重代價，挺進十八團政委、彭澤大工委書記鄭重壯烈犧牲。3月17日晚，鄭重率領挺進十八團在宿松湖區王家墩與國民黨頑軍的激烈戰斗中，不幸被敵冷槍擊中，犧牲在抗戰勝利前夕。中共蘄黃廣邊縣縣委書記趙辛初得知鄭重犧牲的消息后，飲淚感賦《哭鄭重》，發表在鄂豫邊區《七七報》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至此，新四軍五師第一軍分區和鄂南軍分區（原第四軍分區改編）控制區域已建立了13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根據地總人口達260萬人。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0月，新四軍第五師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建立野戰軍，文建武為五師野戰軍司令員，任質斌任政治委員，野戰軍下轄十三旅、十四旅、十五旅3個正規旅共一萬六千人。同時，組成鄂東、江漢兩個區黨委和兩個軍區，每個軍區下轄一個獨立旅。鄂東區黨委由聶洪鈞代理書記，鄂東軍區包括鄂南、鄂皖邊及原一軍分區地區，由張體學代理司令員，聶洪鈞兼代政洽委員，原新四軍五師第十四旅骨干部隊第一軍分區和鄂南軍分區所屬各部隊等鄂東人民武裝在陂安南廟咀灣整編為中原軍區鄂東獨立第二旅。旅長吳誠忠、政委張體學、副旅長何耀榜、副政委熊作芳、參謀長李繼開、政治部主任余潛、供給部部長馬友才。下轄四、五、六團3個團和干部大隊。全旅共約6000人。五師特務團則改編為中原軍區第二縱隊十四旅四十團（1946年3月又改編為第一縱隊第一旅第三團）。鄂東獨二旅的組建，使新四軍鄂東部隊由以游擊兵團為主體的抗日人民武裝力量，迅速轉變為一支以正規兵團為主體的反內戰戰略力量。為堅持大別山游擊戰爭，完成黨中央賦予的戰略堅持重任奠定了基礎。

　　解放戰爭初期，鄂東獨二旅通過智演“空城計”、成功掩護中原局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突圍轉移艱巨任務后，于 1946 年 7 月突破重圍抵達皖西冶溪河地區。根據中共中央戰略部署，留在大別山區堅持游擊戰爭，在鄂皖邊區建立根據地。鄂東獨二旅以六千兵力牽制國民黨軍五萬余人，歷經較大戰斗34次，斃傷俘敵2000人，保存了革命力量，有效策應了全國戰場部署。獨二旅6千多英雄健兒以及各支游擊隊和各級黨組織，在舉世聞名的中原突圍戰役和堅持大別山游擊戰爭中，以人民軍隊的堅強黨性、全局觀念，大無畏革命犧牲精神，出色完成了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原局、中原軍區領導賦予的戰略重任，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部氣壯山河的革命史詩。至1947年八九月間，鄂東獨二旅這支英雄部隊所保存下來的各支游擊隊和地方黨組織等精華骨干1500人與挺進大別山的劉鄧野戰軍勝利會師，直接投入了戰略進攻和大別山根據地創建的行列中，匯入了我軍戰略進攻的滾滾洪流，為恢復發展大別山解放區提供重要戰略支撐。為全國解放戰爭戰略全局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為新中國的誕生又建立了新的功勛。其戰略支點作用在黨史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作者：吳舞旌，現任黃岡市紅色文化研究會、黃岡市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