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 楊文倩
陳潭秋，名澄，字云先，號潭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他曾在年少時說：“潭秋的意思，就是深潭逢秋、清澈見底，我決心正直為人，為民辦事終生。”陳潭秋終其革命一生踐行錚錚誓言，從五四運動中走來，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在武漢創建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多地巡視整頓地方黨組織、在蘇區參與建設、在新疆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的革命足跡遍及大江南北。1943年，陳潭秋不幸被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長眠于天山腳下。周恩來曾盛贊陳潭秋“顧大局，不計較個人恩怨、得失，每次都能夠在形勢非常不利的情況下，正確應對，挽救危局，避免和減少了黨的損失”。陳潭秋的一生可謂丹心獻黨，他的革命精神是萬千共產黨人的真實寫照。
“是正義的事情，怕什么”
參加五四運動是陳潭秋革命生涯的起點，但他追求和捍衛正義的思想在少年時代已播下種子。1911年冬天，陳潭秋途經團風鎮，當看到惡霸陳大狂正在欺侮賣報老人時，立刻上前制止。面對惡霸的威脅和皮鞭，陳潭秋不懼強權，厲聲呵斥：“賣報紙是宣傳革命道理，有什么錯？”待陳大狂悻悻離去后，陳潭秋攙扶起賣報老人，幫他一起賣報。他一路沿街喊著：“賣報！賣報！《漢口新聞報》《大江報》！特大新聞！革命軍又打勝仗了！”邁著堅定的步伐，陳潭秋響亮的叫賣聲傳得很遠，而他為民抗暴、捍衛正義的故事也不脛而走，在當地傳為佳話。
1919年，在學習和閱讀中逐漸堅定革命思想的陳潭秋毅然投身五四運動。當時，他是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今武漢大學前身）畢業年級的學生。他積極參與組織武漢學生聯合會，領導學生罷課游行，聲援北京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有同學擔心軍警鎮壓，陳潭秋毫不遲疑地回應：“不怕！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向帝國主義列強宣戰，是正義的事情，怕什么？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要見義勇為，知難而進！”在學生游行過程中，陳潭秋走在隊伍的最前列，沿途散發不忘國恥的傳單。陳潭秋等人在路口的演講臺上慷慨陳詞，揭露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罪行和北洋軍閥的賣國行徑，市民聽眾們深受感染，群情激憤，一位人力車夫情不自禁地高呼：“學生萬歲！”
1919年6月，陳潭秋赴上海學習交流學生運動經驗，結識了董必武等人。1920年初，他與董必武創辦武漢中學，作為培養革命人才、開展革命活動的據點，給學生灌輸馬克思主義。同年秋，他與董必武、劉伯垂等人，成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分管組織工作，同年底，創辦湖北人民通訊社，擔任社長。1921年初，陳潭秋介紹劉子通、黃負生、張培鑫、董覺生等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和他們共同創辦《武漢星期評論》，大造革命輿論。同年7月，陳潭秋、董必武被推薦代表湖北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一大會議。
中共一大會議以后，中國共產黨武漢區執行委員會在武漢正式成立，陳潭秋擔任組織委員。1921年11月，陳潭秋在《我對于教職員聯合會同人的希望》中寫道，社會生活之所以呈現麻木的狀態，“都是因組織各分子之無生機”，我們屬于知識階級，就是社會上的中堅人物，“社會不良，我輩之羞”。陳潭秋認為，社會的麻木是知識分子不作為所致。知識分子接受過教育，是社會的頭腦，引領著社會的思想和精神。如果知識階層不能承擔起開啟民智的社會責任，那變革社會、救國救民更無從談起。
作為知識分子的陳潭秋，率先擔起責任，積極投入教育實踐工作。1922年春天，陳潭秋來到武昌高等師范附屬小學任教，在他的培養下，一批學子走上革命道路。他利用在學校任教的有利條件，學習管理制度，創新辦學理念，致力于“造就改造社會的人才”。他提倡新文學，鼓勵使用白話文，注重思想教育；宣傳十月革命，培養年輕學生的民主意識和革命意識。他把五四運動中先進的青年吸納到黨團組織中，并延伸到各個學校中建立宣傳陣地。他深入工人階級，調查漢口苦力狀況，領導開展工人運動，譜寫“五一歌”鼓舞士氣。他注重農村黨團組織建設，支持農民運動，駁斥農民運動過火的錯誤言論……這一系列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黨組織在地方上的政治影響力，提高了當地工農階級的政治覺悟，推動黨團組織的不斷發展壯大。在陳潭秋等人的領導下，武漢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風起云涌，革命氛圍空前濃厚。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這樣寫道：“全世界都知道，1927年的漢口是‘紅色的漢口’。”之所以被稱為“紅色的”，離不開陳潭秋等早期共產黨人不懈的努力和奮斗。
披荊斬棘、勇于擔當，是共產黨人的責任。中國共產黨歷來是一個勇于擔當歷史責任的偉大政黨，成立之初就自覺把對社會、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扛在肩上。共產黨人的擔當從來不寫在紙上、掛在嘴上，而是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身體力行。陳潭秋就是這個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杰出代表。
“我始終是在跟著黨前進”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被迫轉入地下，革命陷入低潮。在嚴酷的白色恐怖下，陳潭秋努力恢復重建黨的組織，堅持秘密斗爭，先后擔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山東臨時省委負責人、滿洲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秘書長，以及黨的五屆、六屆中央候補委員等職，領導各地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為黨的事業四處奔波。
1933年初，黨中央調派陳潭秋到蘇區工作。第二年，他被任命為中央蘇區第一任糧食部部長。長征期間，陳潭秋在蘇區打游擊戰，身負重傷，失去了右耳。1935年，陳潭秋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后4年左右的時間里，他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他經常到列寧學院學習，參加我黨干部學習討論會，給中國留學生講授中國革命史。
當陳潭秋在莫斯科得知，中央決定再次派他到蘇區工作時，他給湖北黃岡老家的三哥和六弟寫了一封家信，“我始終是萍蹤浪跡、行止不定的人，幾年來為生活南北奔馳，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在家書中，陳潭秋說道：“生活當然也是困苦的，但現在生活困苦，絕不是一人一家的問題，已經成為最大多數人類的問題（除極少數人以外）了。”崇高的理想支持著陳潭秋不斷前進，在不同地區開展新的戰斗、新的工作。1936年，在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會議上，陳潭秋講道：“我始終是在跟著黨前進，我的錯誤，一經黨指出后即能改正。”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不管身在哪里、身擔何職，他從不問前程，始終堅定信仰，跟著黨前進。
“革命理想高于天”。有政治信仰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堅持正確的方向，才能在艱難困苦中迸發強大的力量。以陳潭秋為代表的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在艱難曲折的革命道路上，始終跟黨前進、從未退卻，高舉信仰的火炬，挺起民族的脊梁。
“我是決不怕死的”
1939年5月，陳潭秋從蘇聯返回中國，其間路過新疆。這一時期，國際上德、意、日法西斯勢力甚囂塵上，國內國共合作抗日的統一戰線面臨挑戰，新疆也頻繁發生反共、反蘇活動，“新疆王”軍閥盛世才與當時中共駐新疆代表關系惡化，與中共的關系開始疏遠、冷淡。這時，黨指示陳潭秋接手新疆的組織工作，擔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
面對這一異常復雜且極具挑戰性的工作，陳潭秋坦然接受。他說：“我是決不怕死的。不過，這好像是命中注定了的。在東北，我結束了滿洲省委的工作；在莫斯科，我清理了一個學校的攤子；看來，這次新疆的攤子，又輪到我來收了。”臨危受命的陳潭秋根據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為了抗戰的勝利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以最大的克制和忍耐，謹慎工作，盡力維持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局面。
1942年，新疆的政治斗爭形勢日益惡化。那年夏天，因情況危急，新疆的共產黨員被迫全部撤離，可陳潭秋卻說：“只要還有一個同志，我就不能走。”他沉著冷靜，積極應對，有條不紊地安排同志們的學習和生活，審慎謀劃撤退的方案。9月17日，陳潭秋不幸被捕。在監獄里，他受盡了敵人晝夜連續的種種酷刑審訊，始終堅貞不屈、鐵骨錚錚，拒絕在《脫黨聲明》上簽字，并厲聲斥罵盛世才，理直氣壯地說：“中國共產黨派我們這些同志來新疆幫助工作，我們沒有做危害政府的事，沒有違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我們在新疆做事都是光明正大的。”1943年9月27日，敵人假惺惺地做最后的勸降工作，遭到他的嚴厲痛斥。一聲“中國共產黨萬歲”剛喊出口，他就被兇殘的敵人用棍棒擊昏。當天深夜，陳潭秋被秘密殺害，時年47歲。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陳潭秋被推選為中央委員，因為那時，大家并不知道他在一年多前已被秘密殺害。陳潭秋，這名特殊的“缺席”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員，雖無緣見證七大召開的盛況，卻用生命詮釋了忠貞的初心和誓言。
新中國成立后，陳潭秋的遺骨被安葬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南郊烈士陵園，墓碑由他的革命引路人兼摯友董必武親筆題寫：陳潭秋烈士之墓。
始終如一，忠貞不渝，他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對黨的忠誠。回顧陳潭秋的一生，他是追求正義的學生青年、是勇于擔當的知識分子、是信念堅定的共產黨員、是敢于犧牲的革命志士。他的經歷不僅像他的名字一樣“深潭逢秋、清澈見底”，鮮明地體現出清晰而又堅定的革命印記，還彰顯出共產黨人“堅持正義、勇于擔當、堅定信仰、不畏犧牲”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要繼承先烈精神，不忘初心使命，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道路上不懈奮斗。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歷史、告慰先輩，方可贏得民心、贏得時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無前。
（來源：學習強國北京學習平臺）
